林彪成为接班人,为何刚开始不太愿意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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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6年8月上旬,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,正式通过《关于无产阶级大革命的决定》,此次会议,林彪成了唯一的中央副主席,被明确为接班人。

从1958年被任命为中央副主席以后,当时他排名第六,到现在的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”,这是林彪多年用心专营的结果,从炮轰刘伯承的军事教条主义到发明“红宝书”人手一册,林彪终于成为“接班人”。

但是林彪刚开始对担任这个角色并不高兴。

1966年7月,当时的林彪正在大连休养,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打电话过来,说是奉毛主席之命通知他立即赶回北京参加八届十一次全会,会后,他取代刘少奇成为接班人。

据林彪当时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忆,林彪几次都透露出不愿意担任这个角色。

因为当时林彪的心情是复杂的,刘少奇已经是前车之鉴,还有自己擅长军事而不善于处理复杂人际关系,这些都是心情复杂的理由。

刘少奇的黯然下台,对林彪来说,“接班人”并不是一个阳光普照的角色,林彪心理一直暗藏不详预感和担忧。

不过后来的历史史实证明,林彪内心的复杂终于被强烈的权力欲望所取代,副主席位置已经不能令他满足,林彪已经被刺激起更大的野心。

从1966年8月起,过去总自称有重病的林彪参加了8次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,一次几小时站立都能坚持下来,而且其他事务也积极异常。他发表了许多煽动性讲话,提出诸多极端性的怪论,而且打倒一大批干部并安插自己的亲信。

林彪刚就任党的第二把手的次日,即8月13日,中央召开工作会议,林彪便宣布了他的“三罢”政策,威风凛凛又杀气腾腾地宣布:

第一条,高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。反对毛泽东思想的,罢官。

第二条,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。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,同文化大革命捣乱的,罢官。

第三条,有没有革命干劲。完全没有干劲的,罢官。

林彪在这天的讲话中,居然还这样解释“文化大革命”:“这次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,升一批人的官,保一批人的官。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。”

1967年1月,全国掀起“夺权”狂潮。当时林彪又这样解释夺权:“无论上层、中层、下层都要夺。有的早夺,有的迟夺,或者上面夺,或者下面夺,或者上下结合夺。”

此时的造反派们,还是热衷于夺党政大权,林彪却认为军权是权中最重要的权。从运动一开始,他便在军中各军兵种安插同党,培植亲信,并特别强调说:“要学习蒋介石,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,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,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。”

其实,早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前,林彪为了全面抓住军权,便先搞倒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,又诬陷并搞倒了总参谋长罗瑞卿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,林彪又与陈伯达、江青等人勾结,排斥异己,残害老干部。借助群众运动,有预谋有计划地迫害了一大批高级干部。

林彪在不择手段地迫害异己的同时,又把自己的亲信和走卒安插到军队的要害部门。让邱会作任总后勤部部长,李作鹏去抓海军,吴法宪抓空军,再加上他的老婆叶群从中串连,结成反党集团并控制了军队的主要机关。

1968年春天,发生了“杨(成武)、余(立金)、傅(崇碧)”被打倒的事件,林彪乘机把在广州军区任司令员的老部下黄永胜调来任总参谋长。自己的老婆叶群,则成为联络这些宗派骨干的牵线者。这样,一个以林彪为首、以黄、吴、叶、李、邱5员大将为骨干的集团便得以完全形成。

林彪反革命集团能够形成,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和派性猖獗的结果。不过在这一集团从形成起直至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,还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并利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混乱夺取更多的权力,尚未直接进行准备政变的行动。而从1970年秋天起,以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牵头又建立了一个黑帮性质的小集团,充当了发动武装政变的工具,使林彪集团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。

年纪轻轻的林立果能够出面组织“小舰队”,利用的也是中国封建宗法观念的余毒和“文化大革命”造成的混乱局面。林立果在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时,只是北京大学的学生,利用林彪的特殊关系,于1967年参军并进入空军司令部,交党委办公室的周宇驰来带,二人结成了极为特殊的关系。

两年后,即1969年10月17日,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思,任命年仅25岁的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。第二天,吴法宪把林立果、王飞、周宇驰召集在一起,祝贺林立果“荣升”。吴法宪对他们说:“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,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。”王飞、周宇驰又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和机关里作了传达。

这样,吴法宪便把空军的调动、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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